向高价房、豪宅征收特别消费税，早在几年之前就有不少学者和人大代表提出。然而，高价房越来越多，市场越来越扭曲，却一直不见住房消费税出台。对此，2006年财政部的解释是：一是不在消费税征税范围之列，可用其他税种调节高档住房税收；二是操作性上存在问题；三是考虑对相关产业和消费需求有影响。这样的解释曾遭遇舆论质疑。

回头来看，如果早几年对高价房征收消费税，或许能控制高价房数量，适当抑制疯狂房价和“地王”。遗憾的是，从相关部委到地方政府均没有就此问题达成共识，所以，开发商因获利空间大而热衷于高价房、大户型房，中国楼市也成了有钱人与投资投机者的天堂。税收作为调控经济与调节分配的重要手段，在楼市并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。

有人或许会认为，一套房已经征收了60多种税费，不能再增加税费了。但我以为，房地产税费该减免的减免，但该增加的还要增加。向高价房征收消费税，不但能从供应端调控楼市，还可以从需求端调控楼市；不仅可以调整住房供应结构，增加中低价位、中小户型的住房供应，而且可以引导消费，去房价泡沫，有利于社会公平。

重庆率先向高价房宣战值得肯定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一举措比一些“国11条地方版”更值得关注。如何让这样的积极举措发挥出应有的调控作用，我以为应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，不仅要讨论住房消费税如何征收，还要讨论如何使用等问题。另外，出台这一举措不应绕开民意。

首先，高价房要增税，中低价房要减税。既然向高价房征收消费税是为了遏制高房价，就不能仅仅是增税，还要减说，否则，政府就背上了敛财的名声。据统计，我国现阶段涉及房地产的税种有12项之多，涉及房地产的收费多达50项，共计62项。这62项税费基本都转嫁到买房人身上了。我以为，向高价房征收消费税的同时，还应该把绑在中低价房身上的一些不合理税费减免掉，这样，税收既能“抑高”又能“扶低”，可起到综合调控的作用。

其次，如何确定“高价房”很关键。怎么判断“高价房”？黄奇帆举例子说，比如一个人买了5套或10套房，通过炒房牟利；或者其所购买的房子是超过200平方米的大户型，其价格超过普通房价的3倍、5倍，甚至10倍；如果中端房的价格为每平方米5000元，你购买的房子价格却达到每平方米1.5万元。也就是说，从套数、面积、总价来确定“高价房”。在我看来，除此之外，还要综合考虑地段等因素，不同地段高价房的标准显然是不一样的。而且，高价房越“豪华”，税费也应该越高。

再者，住房消费税应该“内循环”。所谓“内循环”，是说收上来的住房消费税要“取之于房用之于房”。目前，保障性住房建设最大的问题是资金匮乏，如果把住房消费税用于保障房建设，应该可以部分缓解资金匮乏的问题，有利于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。我们要意识到，保障性住房不足也是高价房的“功劳”，高价房有必要“还账”。

当然，如果房价稳定在合理水平，物业税正常化了，显然住房消费税就可停止征收了。因为这一税种没有存在的必要了，征收物业税更有深远意义。我以为，既然高价房、豪宅已成为全国现象，向高价房征收消费税理应成为全国性共识——要么财政部统一制定住房消费税相关政策，要么各地政府像重庆一样主动向高价房宣战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作为地方税种，重庆住宅消费税理应纳入地方立法，并征求民意；这一税种也只是求解高房价的其中一味配药，还不是治本之药。

众所周知，重庆相比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城市，房价并不高。重庆之所以开出这味药，目的就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，但是，如果向高价房征收消费税，逼着高收入者转向中端房市场，从而推高房价，那将是得不偿失。